繼2017年、2019年、2020年后，“數字經濟”第四次寫入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“十四五”時期主要目標任務時指出，“加快數字化發展，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，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，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，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，營造良好數字生態，建設數字中國”。如何“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”，成為今年兩會后熱度持續升溫的話題。

“十三五”以來，中國相繼出臺《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》《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》《“十三五”國家信息化規劃》等一系列文件，就如何建設數字中國對國內國外兩個市場作出全方位的戰略部署。

在國內，大力實施網絡強國戰略、國家大數據戰略、“互聯網+”行動計劃，推進“數字中國”建設。國際上，倡議建設21世紀數字絲綢之路，與其他國家加強發展戰略對接，探索建立多邊、透明、包容的數字領域國際貿易規則，RCEP也體現出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前瞻性關注。

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下，數字化創新速度不斷加快，數字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引領和主導作用日益增強。如果將數字經濟分為信息數字化、數字化轉型、經濟智能化三個發展階段，那我國當前正處于數字化轉型階段，數字經濟總體上呈現出“規模大、增速快、滲透不均衡”的特點。

隨著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加快推進，數字經濟規模迅速擴大，從最基本的數字基礎設施看，截至2020年12月，中國互聯網普及率為70.4%，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約10個百分點。

就中國的市場容量和高質量發展政策取向來看，討論未來的數字經濟總體規模能否排名世界第一意義不大。如果不考慮東西部及城鄉間的數字鴻溝，與國外相比，數字經濟的廣度在總體上已經初步具有比較優勢，但數字化技術的滲透度還遠遠不夠，要推動數字化創新向縱深發展、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，還需在人力資本積累、數字治理能力、政策體系設計等多個方面破舊立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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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加快積累新型人力資本，提升數字化轉型速度。

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亟需大量的新型人才，尤其是就產業數字化而言，新型人力資本不足已成為制約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的一大瓶頸。從歐美各國的數字經濟相關戰略看，各國都在加緊提升民眾的數字化技能。

新基建更需新人才，新興數字化企業要提質增效、專精特新，傳統企業要數字化轉型，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均須對數字技能人才作長遠儲備，尤其是加強高等職業教育的師資及學科建設，費大心思下大力氣提高技師地位，學歷教育型的職校師資和學科培養的學生難以滿足建設數字強國、制造強國、科技強國的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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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加快提高數字治理能力，拓展數字化創新應用廣度。

充分抓住全國各地擴大信息基礎設施投資的契機，推進政府間、政府部門間的政務數據資源整合，建設數字政府，提升城市與鄉村的數字治理水平，增強城市群協同治理能力。尤其是要充分利用新基建成果，如果只建不用，建成以后仍然沿用舊的治理機制，無疑是巨大的資源浪費。

新基建速度如此之快，目前來看，許多地方干部的理念思維、業務素質還未能同步，或者說遠遠不足。拿應急管理來說，智慧城市熱潮多年，許多地方的治理措施還是簡單粗暴，數字化治理能力沒有多大體現。新基建帶來的人口集聚效應，必然是中心城市規模越來越大，地級以上城市的規劃管理水平、治理能力都會面臨長期考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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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加快打造新型數字生態，增加數字化技術與經濟社會的融合深度。

這就要求配套制度需要同步跟上，做好政策體系頂層設計。比如數據產權問題。四十年改革開放高速增長的一大原因，就是產權問題部分得到解決從而極大激發民眾的創新發展動力。電子商務、人工智能、物聯網等等都涉及數據產權問題，需要加快明確，推動政策試點，方能充分釋放數字經濟下的創新潛力。

比如規制問題，需要針對細分領域形成若干規制預案，新基建引爆的新能量并非全是正向，無人駕駛、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安全問題、倫理問題均需未雨綢繆。

再比如產業政策問題。數字經濟時代具有顯著的產業融合、技術融合、生產者與消費者融合特征，傳統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已難以發揮既往工業時代的作用，打造數字生態應成為政策重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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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張亮亮，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戰略研究部主任。

編輯：陳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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